刘开军 | 从《新史学》到《三十自述》：1902年梁启超的器与道
·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20周年
编者按: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经典之作《新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倡导“史界革命”,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一股强劲的史学思潮,其余响至今犹在。梁启超《自励》诗有云“十年以后当思我”。今值《新史学》发表120周年,本刊特邀约三位作者撰文,于新时代中反思新史学,探讨作为史学作品的《新史学》和已成为一种学术符号的“新史学”在近现代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意蕴及其多重面相,以期引起学界同行的关注和持续研究。
刘开军
摘要：《新史学》与《三十自述》传递出梁启超在1902年关于学术、政治与天职的思考。作为一位从旧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新史家，梁启超具备了从内部攻击旧史学的动机与能力。《新史学》随处可见对旧史家、旧史书与旧史学的指责，表现出誓与旧史决裂的心意。但《新史学》的撰写意图不是单一的，或者说梁启超凭借此文不止要在史学上有一番大作为。《新史学》还是一篇“谤书”，梁启超口诛笔伐的是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专制君王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旧的政治文化观念。1902年，梁启超激烈批判旧史学，非议帝王政治，其中有理想、有行动，但相较而言，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驱使他发出这些言论并不断付诸实践的，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国民责任，或曰天职，这才是他平生所怀抱的“道”。1902年之后，梁启超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笔舌生涯”中踽踽独行。尽管梁启超手中之器屡变，心中之道却始终不改。这是梁启超留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三十自述》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3.019
收稿日期：2022-02-1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19JJD770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开军，男，安徽宿州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E-mail: lkjunshixue@163.com。
1902年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四个年头。是年初，已进而立之年却仍被迫“蛰居东国”(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11，第19页。)的梁启超，秉持“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的办报理念(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36页。)，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并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于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间在《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号上连载他的史学作品《新史学》(注：梁启超最初设想把《新史学》写成一部专书：“《新史学》本自为一书，首尾完具。著者胸中颇有结构，但限于时日，不能依次撰述，故有触即书，先为散篇，其最录之俟诸异日。”（《〈新史学·论正统〉著者识》，《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第35页。）不过，史学界早已习惯将之视为一篇专文。核诸篇目次序和正文，《饮冰室合集》收录本较之《新民丛报》初刊本已有一些改动，故本文所引之《新史学》皆以《新民丛报》本为准。)。梁启超素以学术高产著称，但这篇约两万字的《新史学》却用时十个月。虽然此一时期梁启超还撰写了其他论著，但也可见他在该文的问题选取、思想提炼和理想投射上花费了许多心血。以当时产生的学术效应及其在后世掀起的学术冲击为标准，评选清末最有分量的史学专论，《新史学》当居首位。1902年岁末，梁启超效仿戊戌死友谭嗣同《三十自述》的作法写下同名自传，以饱满的情感书写了自己的一段心灵史。这一文一传，颇能传递出梁启超在1902年关于学术、政治与天职的思考。120年过去了，虽说时移世易，然梁启超《新史学》与《三十自述》中所蕴含的器与道，仍值得回顾与珍视。
一 对旧史学的指控
据梁启超自述，他4岁习经史，12岁之前日治帖括之学，在史学方面熟读了《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等书，一部《史记》竟“能成诵八九”。15岁时，梁启超舍弃帖括，转向训诂词章之学。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得见《瀛寰志略》和上海制造局的译书，眼界顿开，又从训诂词章转入西学，不久即投入康有为门下，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使梁启超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又“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至此，梁启超的政治与学术理念为之一新，“决然舍去旧学”。1891年，梁启超求学于万木草堂，纵览“二十四史”、《明儒学案》、《文献通考》诸书，康有为则为他“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这是梁启超一生治学的转折点，也是由旧入新的分水岭，“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注：以上引文，见：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6-17页。)。这虽是梁启超30岁时对十余年前旧事的追忆，但参之史事，所言大体可信。1898年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得以直接接触域外学说，思想再次更新。此后，梁启超到夏威夷，再辗转上海、香港、印度、澳洲等地，复还至日本。经历此番轮回，无论是知识、眼界、体认，还是阅历，30岁的梁启超都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同辈人。从这一段学术成长史来看，作为一位从旧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新史家(注：1902年，梁启超在学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求“新”。是年，除了《新史学》，他还发表了《新民说》、《新中国未来记》、《新民议》等，创办了《新民丛报》、《新小说》，自称“新史氏”，处处凸显“新”意。)，梁启超无疑具备了从内部攻击旧史学的动机与能力。《新史学》之作，一点也不突然。
《新史学》囊括了史评所应具有的几大核心要素：批评对象是明确的，批评态度是鲜明的，批评理论是先进的，批评标准是严苛的，批评内容是言之有物的，批评结论是铿锵有力的。《新史学》随处可见对旧史家、旧史书与旧史学的指责，表现出誓与旧史决裂之心意。这些表述虽有差异，但音调是一致的。除了已成为今日史学常识的“四蔽”、“二病”、“三恶果”外，有必要再看几条梁启超对旧史学“罪行”的判定：从司马迁到赵翼，“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41、42、44-45页。)；旧史家“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第61页。)；旧史学不过是“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而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注：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第43页。)；旧史家醉心于褒贬，“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注：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新民丛报》1902年第16号，第32页。)。无需罗列更多的证据，梁启超对旧史书和旧史家的态度，简直可以用嗤之以鼻、深恶痛绝来形容。上面这些话杀伤力极强，一则它的确击中了旧史学的一些要害，对旧史家把历史书写视为荣辱和利禄之事进行了犀利且有效的攻击；二则毫不讳言皇权对史权的操控，“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43页。)，这些言论颇能引起时人思想与情感的双重共鸣。《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篇末，梁启超特意选录了屈原《离骚》中的几句话作为补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48页。)这里的“哀众芳之芜秽”，也暗示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观感。就这样，存在了两千多年、居于四部之学第二位的旧史学，被鞭打得遍体鳞伤，令人徒生不堪入目之悲。
梁启超之所以能够作出上述这些攻势凌厉的批评，与他掌握了新的理论武器密不可分。首先，他对何谓“史学”有了全新的理解：“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第61页。)“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注：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新民丛报》1902年第16号，第32页。)这是清末国人有关“史学”最权威的界说，较之梁启超1897年所述的“史者，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60页。)之说法已有云泥之别。这一概念包含了人群、民族、进化、公理公例、原因、结果等关键词，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系统。其次，梁启超辨析了多个与历史哲学密切相关的概念，初步构建了与旧史学迥异的新史学理论框架。概念既是思想的结晶，也是论述的逻辑起点。在一套新理论提出之时，概念的辨析至关重要。这里仅举梁启超有关“循环”、“进化”与“主观”、“客观”这两对概念的界说，以见其大端。“何谓循环？其变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至于“主观”与“客观”，梁启超如是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而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第57、61页。)这些认识，凝结着梁启超个人的治史经验，也吸取了域外史学的理论，是他执行史学批评的利器。此外，《新史学》树立“他者”，援引新术语，“国民”、“爱国心”、“民族主义”、“民智”、“文明”、“群治”、“国家思想”等新术语密集出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术语效应。持此以观察旧史学，自然会得出与旧史家完全不同的认识。
坦白地说，《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评并非无懈可击(注：关于《新史学》局限性的相关讨论，可参阅：瞿林东《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第20-22页；路新生《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第53-61页；杨艳秋《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齐鲁学刊》2015年第3期，第32-39页。)，甚至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反驳梁启超。比如梁启超将中国史学的派别划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外史、考据、注释）等10种22类，但他批评旧史学时却主要拿正史作为靶子，采取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他说欧阳修《新五代史》“将大事皆删去，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这样评价《新五代史》显然不够客观；他一方面说包括《史记》在内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另一方面又说司马迁是“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45、46页。)，多少有些自相抵牾的意味。他痛陈旧史学陈陈相因，只能一味因袭，但又拣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为具有创作之才的“六君子”，认为中国史学二千多年间有此“六君子”何尝不可以傲视世界！《新史学》将“新”与“旧”完全对立起来，割断了事物之间的本来联系，甚至比同年发表的《新民说》“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5页。)的思想也逊色不少。然而，《新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史学样态，一时间令读者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1902年7月8日，夜读《新史学》的孙宝，就产生过这样的感觉：“观《新民丛报》，梁卓如有《新史学》篇。其论我国旧史之弊……皆非无所见。而余平心思之，终觉其有未安之处，一时亦无以难之也。”(注：孙宝《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3页。)一言以蔽之，《新史学》的一些瑕疵，被其澎湃激烈的文辞和新颖炽热的思想所掩盖遮蔽了。
二 激昂的“谤书”
1899年，梁启超已被泰西士人动辄讥讽国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耎懦”(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65页。)的话刺痛了自尊。更有甚者，日本人也用蔑视的口吻称中国为“老大帝国”，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不能接受这样的耻辱：“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5，第8页。)彼时，梁启超只承认国人的爱国之心尚处在“隐而未发”之阶段，故撰《少年中国说》对所谓“老大帝国”之说予以回击(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67页。)。基于他前半生的人生轨迹、政治实践，加之梁启超写作《新史学》时生出“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的岁月感慨，并为“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5页。)而懊恼悲惭，再结合他在《新史学》中明确表白的致用观念，我们有理由认为，《新史学》的撰写意图不是单一的，或者说梁启超凭借此文不止要在史学上有一番大作为。《新史学》还是一篇战斗性的政论文章(注：20世纪90年代，黄敏兰提出《新史学》“主要是或者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新史学》的实质是政治性的”（参见：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19、234页）。这一论断对于全面认识《新史学》有重要意义，但也有可商榷之处。梁启超在《新史学》前一年发表《中国史叙论》，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已经开始思考史学理论和通史编撰问题，从政治实践转向学术建设。《新史学》是史评，也是政论。忽视《新史学》的政治属性固然不妥，把它主要当作政治理论著作，过度强调其政治意涵，也有矫枉过正之嫌。)，若借用古代史学概念，可称之为一篇“谤书”。梁启超口诛笔伐的是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专制君王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旧的政治文化观念。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史学与政治观念中已经显现出“新史学”的某些思想先机。以“君史”指称中国旧史，以“民史”指代西方史学的思想，在1897年他发表的《变法通议·论译书》中已十分显豁：“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70页。)《新史学》着力挞伐的正是旧史瞩目于“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类似的表述还见于同年发表的《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续》，《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59-60页。)这些话里都隐藏着对旧政治的极大不满。亲历戊戌变法的高潮，旋即目睹希望的破灭，梁启超对于政治革新与民智开化有了更加切肤的感受。《新民丛报》之命名就寄予了梁启超20世纪初年的政治理想，该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注：《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广告，第1页。)。《新史学》之作，恰恰反映了这样的政治诉求。
需要留心的是，《新史学》评骘旧史学所采用的是政治标准，而不是旧史学本身的学术价值，如传统的良史、求真、直书、实录、曲笔等。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在梁启超之前，也不乏以政治衡量史学的先例，但主要还是坚持学术标准。刘知幾对唐以前史书编纂的批判，杜佑对历代典籍阙载典章经制的反思，章学诚对古代史学利病的辨析，莫不如此。即使有一些从政治着眼开展的史学批评，也基本笼罩在帝王意志、本朝立场和朋党政治的阴影之中，不具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唯有《新史学》，在时代剧变之际，明确拒绝史学沦为帝王和朝廷之工具，在观念上超越了一姓之帝王、一朝之隆替、一人之私利，把史学是否有助于开启民智和民族主义作为评判的尺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39页。)既然中国的旧史学不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就理应遭到抛弃。
1902年的梁启超，思想务实。他无暇也无意于从事纯粹的学术理论构建，在他看来，“理论而无益于实事者，不得谓之真理论”(注：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104页。)。《新史学》猛烈批判旧史学，大声疾呼史界革命，目的之一在于“新民”，因为“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1页。)，显然有开启民智、激扬民族主义之意。梁启超的思想逻辑是，中国之进步，仰仗于“新民”，而“新民”则有赖于新史学。由此而论，建设新史学，是梁启超“新民”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撰写《新史学》时的心境，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在他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也有回应。在撰作该文时，梁启超期盼恢复中国旧有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为此，梁启超热血沸腾，“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气焰之何以湓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戏，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2页。)。此中心志，与《新史学》并无二样。
梁启超发展了他1897年所作出的“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拟仿佛，百中掇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60页。)的论断，在《新史学》中指出：“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42页。)，又称:“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注：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第36页。)这些话无一不是指向专制君王与君权。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还把矛头直指清廷，讲了不少“大逆不道”的话。他否定清朝稽古右文的成绩：“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竟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43-44页。)他质疑顺治时期清廷的正统地位，说：“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梁启超还讥讽清廷增祀辽、金诸帝王，是“兔死狐悲，恶伤其类”(注：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第38、41页。)。在对清初重要历史人物洪承畴、史可法的评价上，梁启超也拆穿了清代帝王的伎俩：“当崇祯顺治之交，使无一洪承畴，则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则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则为国史《贰臣传》之首，史则为《明史·忠烈传》之魁矣。夫以此两途判别洪、史之人格，夫谁曰不宜。顾吾独不许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注：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新民丛报》1902年第16号，第35页。)他甚至为李自成、洪秀全等“败寇”惋惜，“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注：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第43页。)。120年前说这些话，是需要胆识的。梁启超的胆识源于他的爱国之心和骨子里的那份责任，正如其所言：“人苟非有爱国心，则胡不饱食而嬉焉，而何必日以国事与我脑相萦。”(注：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第90页。)为了“新史”与“新民”，梁启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以笔为枪的斗士。
同理，梁启超对旧史家争论不休的正统、书法和纪年等问题，表现出不解与排斥的情绪。在他看来，正统、书法等愚妄之论，“咬文嚼字，矜愚饰智”(注：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新民丛报》1902年第16号，第36页。)，都有碍于民智的开启，也不利于民族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千余年来，陋儒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注：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第35页。)《新史学》中反复出现“奴隶”这个扎眼的词语，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梁启超强烈的政治诉求。梁启超之所以处处挑战旧史学，讥讽旧政治，为《新史学》涂上一层厚厚的“谤书”色彩，在于他认为旧史学为朝廷服务，早已沦为君王的奴隶，以致泱泱中华停滞于现代文明的门槛之外。
三 “尽国民责任于万一”
1902年，梁启超谈及国人之天职时说：“被社会之推崇愈高者，则其天职亦愈高，受国民之期望愈重者，则其天职亦愈重。”(注：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21页。)此语虽是对留学生而言，但实有夫子自道之意。如果说《新史学》反映了梁启超在史学和政治上的除旧布新，属于“器”的层面的话，那么《三十自述》言说的则是梁启超30年来懵懂、挣扎、苦闷、彷徨、奋斗的心灵史，从中可见他一生坚守之“道”。
《三十自述》是一篇匠心独运的文字。且看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出生是怎样述说的：“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这样的写法显然是特意为之。梁启超把自己的出生与太平天国的失败、晚清重臣曾国藩之卒以及普法战争等中外大事联系在一起，暗含着他不能无视自己生活在一个多事之秋，其个体命运又与国事兴衰紧密关联。梁启超介绍自己的故乡，也不是平铺直叙或者一般性的地理叙述，而是在历史的交替中寻找故乡的位置：“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沉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5页。)原来，梁启超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早在秦汉之际便留下英雄的名誉，也在宋元之交写下悲愤的记忆。梁启超的《三十自述》开篇就将自身置于这样一个特殊、特定的时空中，不能说没有一点“属辞比事”的意味。这些令人浮想联翩的文字，也包含着梁启超的心理独白：既然出生于这块不平凡的土地上，自然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三十自述》把重点放在1890年梁启超开始追随康有为至1898年戊戌变法的九年，这正是“中国以一瘠牛，偃然卧群虎之间”(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61页。)的时代。此间，梁启超建学会、开报馆、办学堂，以一套新学与一颗爱国心搅动起清末的知识界与政界。即便是在变法失败，梁启超不得不登上日本大岛兵舰逃亡后，他也一刻不曾停歇。在“一日百变”的时代里，梁启超仍在为国奔走呼号。这篇自述最终以这样的文辞和语气结尾：
“空言喋喋”非其所愿，“无补时艰”是其心结，“只有惭悚”乃其慨叹，“力小任重”言其使命，“惊心动魄”见其肝胆，“舍此更无术”中的“此”指的是其“笔舌生涯”，这也是梁启超彼时唯一可用之“术”。而他念兹在兹的，乃是“尽国民责任于万一”。
1902年，梁启超激烈批判旧史学，非议帝王政治，其中有理想、有行动，但相较而言，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驱使他发出这些言论并不断付诸实践的，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国民责任，或曰天职。这才是他平生所怀抱的“道”。道在器中，器不离道。1902年之后，梁启超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笔舌生涯”中踽踽独行。尽管梁启超手中之器屡变，心中之道却始终不改，这是梁启超留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46-151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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